金融政策是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和信用政策的统称，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总供求的方针策略，其政策工具主要有法定准备金、逆回购、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主要是为了稳定货币供求和金融秩序，进而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目标。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调节社会资本流通的手段，合理的利率政策有利于银行吸收储蓄存款和集聚社会资本。汇率政策是国家外汇管理部门通过政策工具调节外汇市场价格，进而实现对外经济发展目标，其对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2022年年初以来，全国经济运行总体上实现了平稳开局，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多重突发事件，我国经济增速虽仍维持在适中区间，但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一季度全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季度同比增速相比2021年四季度有所回升。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部门增速分别为6%、5.8%和4%，规模占比最大的三产部门增速依然较低。进入二季度，多省市受到疫情反弹影响，经济增速承受巨大压力。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或者增速放缓。全国税收同比增速为-6.6%，较3月份下降6.4%，累计五个月持续负增长。4月份全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为9102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环比减少2.48万亿元，同比少增8246亿元。
　　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金融监管部门用好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目标导向下金融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根据中央要求，审时度势调整金融政策，以应对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经济复苏。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在三重压力叠加和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实施力度应进一步加强，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以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数据显示，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较为理想，但4.8%的经济增速不仅与5.5%的预期存在差距，也低于5%的增速底线。进入二季度以来，由于疫情反弹打击市场信心，市场主体不活跃，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降。央行此时推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释放一定规模的流动性，对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恢复经济活动主体信心是非常及时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来看，必要的货币宽松环境和便利及时的信贷支持政策可以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当前实体产业部门受疫情反弹冲击，特别是供应链受阻导致的生产活动停滞，使制造业和商贸物流等行业的众多企业面临流动性困难。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促使生产企业倾向于储备更多现金，以应对不时之需。在此背景下，企业维持必要的流动性具有特殊意义，客观上也要求宏观货币政策要保持适度的宽松，减轻实体部门资金荒带来的后顾之忧。信贷投放的直接途径是固定资产投资，由于疫情防控限制了企业的生产活动，使很多建设项目出现停滞或顺延，导致信贷融资需求出现周期错配，这就要求货币主管部门留足信贷政策调整空间。
　　二是结构性政策工具体现精准灵活施策。中央决策部门强调，货币宽松政策不是要搞“大水漫灌”，而是要“精准滴灌”，这一政策导向说明货币政策不仅要从总量层面发挥作用，而且也要着力于质量层面的结构优化，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起到减少投入、扩大产出“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是总结我国货币调控政策经验教训获得的宝贵认知。以往多次出现的货币宽松周期中金融机构信贷盲目扩张，不仅助长了周期性经济过热，也引发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周期，原有的单纯通过信贷投放拉动投资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因此，货币政策导向和信贷投放必须要精准施策，最大限度发挥增量资金的边际效用，通过结构性政策工具来支持实体产业部门最为紧迫的资金需求。
    三是利率市场化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活力。利率作为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最基础的价格信号，其市场化程度滞后会造成价格信号传导机制扭曲，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会大幅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央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致力于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当前在稳住经济大盘的背景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具有特殊意义。实体部门除了依赖金融体系提供充足流动性外，客观上也对降低融资成本有着强烈要求。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而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本扩大投资稳定经济基本盘。银行业存贷利差不断收窄，金融机构也在承受沉重的盈利压力。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资金成本，从而有更大让利空间惠及实体经济部门。
　　四是汇率政策“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一直是市场各方关注的问题，2022年4月中旬以来，随着美联储连续加息政策不断推进，美元汇率强势显现，主要非美元货币先后出现不同幅度的贬值，人民币外汇市场一度出现人民币兑美元剧烈下行走势。4月全月离岸人民币汇率跌幅累计达到4%，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月度跌幅。但进入5月，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6.7~6.8的小幅度震动。
　　对于二季度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市场行情，央行和外汇监管部门并未采取大规模针对性应对措施，而是基本维持既往的稳健政策风格，与外部市场预期基本符合，即坚持“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总基调。监管部门深刻认识到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调是发达经济体高通胀导致美联储加息进程加速，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滞胀忧虑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反应，如果过激反应，会给市场情绪平添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与外部投资者对受疫情反弹冲击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相关。国家经济决策部门最需要做的是尽快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基本盘和外部预期，进而恢复经济活动主体信心，从根本上稳定外汇市场行情。
　　五是未雨绸缪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同于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一项循序渐进的长期系统工程。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有相当篇幅分析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问题，重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认识到金融体系风险管控不仅需要立足长远，更需要直面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也是各类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高频期。在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同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未雨绸缪的理性选择。通过推进金融相关法规制度建设，优化金融稳定的制度环境，本身就可以增强金融机构、投资者以及实体部门的市场信心。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信贷机构作为直接的执行者和传导工具，金融机构的运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也是提升发掘货币政策效力的治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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